参观“盛世长歌——王其钧艺术省亲展”回家的路上，躁动不已又难以名状的情绪下给“展览前言”提到“（其钧）启蒙者”之一的郑建国打了个电话。遵建国所嘱，跨进家门，即刻网搜、浏览起相关评述资料来。其中，中央美院张元教授“其钧将书法艺术图像化，让人轻松地去观看书法的图形抽象美，并不强迫观者去消减书法艺术的表述意义，在强化书法图形节奏与画面构成的结构关系中，尝试把自己的中国书法用图形和西洋的油画表述手段结合……于是书法在画面中产生了透视具有了空间感”所称最具代表性并权威意义；却与我起初和建国交流时的认知有距离，难能满足我们心理上的需求尤其学术目标的企盼。即令尊敬的张元教授高屋建瓴作“中西合璧，洋为中用”非同凡响的涵盖并点评，总感“根系桑梓”之发掘及剖析严重缺失，特别论证过程逻辑结构力度的支撑理论探究几乎未予涉及。而这，才是最核心并最关键的。
　　审美属性的识辨与确认，尤其审美价值取向之比勘、研判及共鸣，对研究、认知书家书法而言，不允许哪怕丝毫的小觑。其中，对书家“出生地”背景，特别“启蒙”及“成长”阶段涉及“乡土”层面“文史”资料的积淀与蒐集，更需格外细心与敏感。你瞧，眼前，我们所共同立足的“文史坐标”地，不就鲜明呈现“淮海虽故楚，无复轻杨风。斋厨杂圣贤，无事时一中”（《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七》）之恢弘、博硕及丰沛？务须反复掂量，我们生存、生活之时空“淮海”，无时、无处不充满非同寻常的文化氛围：彭城为腹地的淮海”，既拥孔、孟仰羡于曲阜、邹邑，老、庄崇祀在鹿邑、蒙城的辉煌，不还承现兰陵“荀卿”置身其左（东），鲁滕“墨翟”位居其上（北）之灼目，更强烈滴彰显出先秦诸子的杰出代表们不约而同“共祭彭祖”之恢弘及震撼！焉能忽略，我们每天每时每一分钟都司空见惯地生活在大多数同胞至今未必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热土”上！否则，成百上千的观展者又怎与其钧教授来分享他“省亲展”所特蕴深挚的故土情怀特别其萦怀不已的人文情结？
　　不揣冒昧，笔者于此将其钧同乡欲言未尽，或虽道然却并未能得到兀显的“潜台词”之些许底蕴，作番“事后诸葛亮”式的补白，打算以此与教授作进一步心灵上的交流或感应，并同步借花献佛提供向来就关心“彭城书派”的桑梓同道参阅与领悟。
　　回眸书法、至北齐，确如李唐窦氏兄弟《述书赋》“衰陋”之概括，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难得在，由于其时“太子率更令”，彭城籍人刘珉刘仲宝的全力以赴“远追羲之”，才力挽狂澜于既倒，不只使“衰陋”得以“克”服，还发生着“乘俗居老”之改观，再经由“究千变”之戮力付出，终以“草隶”之“兴”，迅速再现“草益胜”的辉煌，被当时书法界尊之为“彭城刘氏书体”滥觞者的代表形象载入史册，成为“南北朝时期”一面“文化交流”光彩夺目的旗帜！
　　饱览展厅由其钧殚精竭虑、精心结构一幅幅的精品佳作，辨其独创不贰之自如运笔，悟其心凝唯吾的情至理归，于“蚕头凤尾，端庄、匀称”书写法则下，哪幅不是其钧继承、渐离并创新之力作？其精彩与震撼相谐处，毋庸置疑当是“六书”通则借北齐“草隶”之大“兴”空前的谐和与智慧之凝铸。一言以蔽之，本“楚风汉韵彭门情”日积月累其心、根深蒂固于脑的积淀、酝酿与发酵。所以，落笔之际，总秀逸又多姿，非书寓之于画间，即画韵藏于字之笔画中。既有如“山”似“水”的“象形”，或见“上”与“下”及“刀”或“弓”一类之“指示”。甚或“鸟”与“酒”诸字“会意”之昭示。随“形”布“局”处，何异于“野鹤闲鸥，飘飘欲仙来”动感般的再现！下笔时之劲挺流畅，笔锋处的俊俏平稳，令我们常生目不暇给的视觉效应。偶或间变形之笔触，亦从不失古朴浑厚，骨气画意尽蕴墨趣中的深邃及深刻。一字一境界，一步一回首呀。
　　于其钧书法结体“草隶”必然性之考量与探究中，书家其钧，怕早已视“桑梓习俗”为其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了。何须“约法三章”？只要时刻相因，日月恪守，每书一字，“乡土文化”即于一笔一画所构成“草隶”环境当中萌生、发育、丰腴以至成熟。庄肃审视其钧教授“六书”之二次创作，除“阳光、雨露、土地”及“种子”外，没发现正在萌动并茁壮成长着的“生命”，尤其正优化着的“生理”及丰沛的“心态”！（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恰需在春秋迭更的不断积淀下，陵谷代变的反复裁汰中，才能逐渐又深刻地达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共识，“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共鸣的。须知，交融着时、空宏旨，人、文意识的生民“共识”及“共鸣”，既清新鲜明地反映出“乡土文化”的内涵及魅力，更博硕精深地储蕴着“乡土文化”的基因及影响。对作为“徐方乡土文化”结晶的“草隶”，又焉能不深思一再，体味良久！
　　应劭在《风俗通义·六国》论的伊始，就曾有“楚之先出自帝颛顼，其裔孙曰陆终”经典考稽。“徐方”有“彭城”，而“彭城”又系“陆终”与“鬼方氏”三子“籛铿”（后得“尧”之“封”再易“彭铿”）之封地，是而历史概念“三楚”中之“徐楚”即“西楚”，是早已有之的，绝非杜撰。亟需弄清这个问题，否则，就难能晓谕李唐初拥“光禄大夫，郑国公”衔头的魏征（公元580——643年）于《隋书·地理志》何以要称“徐风”即“楚风”之原委了。他不无动情地述评道：
　　《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鲁郡、琅琊、东海、下邳得其地焉。在于天文，自奎五度至胄六度，为降娄，于辰在戍。其在列国，则楚宋及鲁之。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幕学，得沭、泗之俗。
　　由此宜知，地理之因，天文之序，风俗形成，无不使“徐风”烙以“列国·楚”之深深痕迹，还兼融“沭、泗之俗”的余韵。
　　领略“楚风”神韵，其人之“悍”以“劲”修饰，鲜明地告知世人，绝非“徐人”的“蛮横、刁钻、不讲理”，只在强调他们“勇健、果敢”、以至“从不畏惧”。至于“轻剽”，更非什么“轻浮、爱占便宜”甚至“见利忘义”，分明是对“轻快、敏捷、有力度”的概括。这一“风俗”之形成，想来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及经济剥削的日益加重关系至密。至此还需分别清“徐风”中之“劲悍”与“轻剽”，绝不意味他们“醇厚、淳朴、热情、好客”之改变，只能看做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毕竟，时空条件总是在发展中不断改变或改善者的。且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总不断地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透肤入肌”的“政治渗透”，同时也还为“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提供无法取代的时宜即契机。于是，“楚风”其神韵，在“徐风”基础上，又产生了“质”之飞跃，当然也就获得空前丰沛又深刻的内涵，并以此有别于“吴（东）楚”及“荆（南）楚”，而独称为“西楚雄风”！
　　对其钧“草隶”创作溢美出之浓浓的“楚风汉韵彭门情”，岂是“草”和“隶”两种“书体”的算术相加或平面融合？自其艰难起步时的摸索，到他几度欲罢而不休，直至柳暗花明如眼前，一种信念“彭城书法”必有其经典处，亦必然存在其滥觞处！
　　明确“仲宝遗迹”是“刘氏书体”不贰的渊薮，弄清楚“刘氏书体”如《述书赋》所“述”曾为“李唐·欧阳父子”所“宗”，则中古书法由北齐·刘珉刘仲宝至李唐欧阳询父子这个非常又非凡的转换，从此“民族书道”才产生了自“萧条”向“浩汗”过渡之难得、客观，璀璨亦辉煌。此后，才有希望重新启动我们考量与辨识张伯英先贤于此泼墨“浩汗”非“浩瀚”，用典刘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采色浩汗”的良苦用心。刹那间，便更清晰也更深刻地领悟到张伯英先生当年执意书“浩汗”之奥賾，原来是力避漫漶的无垠与无拘束。只有全力地搏取“符采映光天”所谓“浩汗”之真挚及艰辛，方能淋漓尽致体现书家全力以赴创造民族文化恢弘博硕时的惊心与动魄！今天笔者于云龙湖畔，借助与其钧教授的交心，重又获得关于“草隶”话题那么多的感受与感知，不能不感激与此次展览关涉到的所有人，包括“展览前言”提到已过逝的张爱民老师。
　　窃以管窥之见于此斗胆与建国同志沟通后，又将前一段笔者读先贤伯英大师《庚午消夏录》关涉彭城刘氏仲宝草隶之创，改观北齐书法格局对其后书坛所产生巨大影响，特别令唐“太子太傅率更令”欧阳询及其子又皆以“师仲宝”为荣，是有“彭城书派”滥觞之不朽记录，才情动于衷，凝情而写随笔文字以呈献给本属于我们共同的生活并就教于最高学府海外来归的桑梓同里同道，却不知其钧教授是否在意老家深居简出耄耋将届的小老头之肺腑之言。时在2014年12月1日，徐州解放66周年之际。

（张士魁：七十八岁学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