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王其钧教授时，只觉其面部轮廓分明，如同刀刻，皮肤略黑，一副饱经沧桑之态，以为其人必是严肃沉稳、不苟言笑的。事实上，出身江苏的他，浑身浸染着江南人的细腻。言谈举止，不见学者的“高傲”，亦不见画家的“轻狂”，举手投足间的儒雅恭谨，让人不禁心生钦佩。

　　身为**以来具有代表性的60位画家之一，王其钧尤其擅长融汇中西文化要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理念和创作风格。多年的艺术理论研究和丰富的生活积淀，使他始终不盲从世俗，坚持用内心深处的安宁塑造充满审美意趣的作品。而其充满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则为他的创作蒙上了耐人回味的色彩。

　　如同镜头特效中泛着古旧昏黄的夏日午后，阳光从窗口跳跃着挤进教室，一个看上去三四岁的小小孩童，正站在板凳上，踮着脚尖，兴致勃勃地在黑板上涂鸦。白白的粉笔涂满了黑板，如同一幅生动的壁画。门外走进一位年轻的美术老师，当他欣赏完黑板上的“画作”后，竟欣喜异常，抱起那个孩子，兴奋地旋转起来……

　　大概连那个老师自己也没意识到，他竟成为了那个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个伯乐，而几十年后，当这个孩童回忆起自己的艺术生涯，会不由自主地，将记忆首先定格在那个飘浮着粉笔碎屑的淡淡夏日。

　　当戏剧成为人生

　　那个孩子当然就是王其钧。从小喜爱画画，早在小学时，他就接受过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科班出身的美术老师指导。在当时，王其钧并没把“成为画家”当作梦想。因为1966年，他升入中学的时候，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不得不将人生的姿态放得足够朴实，于是画画只作为一种爱好继续保持。

　　16岁，正是花样年华，初中毕业的王其钧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被分配到江苏徐州利国铁矿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如果那时有人告诉他，“你从此一辈子就是个矿工了”，他肯定不会有丝毫抵触，反而会因为了有稳定的工作、能够自食其力而欣喜。不过，命运之神却总喜欢在人们意想不到之时指出另一个方向。刚刚工作两个星期，矿上需要画一幅***画像，却无人能够承担这个任务，于是，一直喜好画画的王其钧被要求正式拿起画笔，从此离开以体力求生的第一生产线，成了一名从事画宣传画等工作的工人美术创作宣传干事。

　　就像他自己后来所说，“对我而言，把握住机会，在多个领域里努力开拓，是我后来得以在艺术领域立足的关键。”正因如此，他在20岁之前，就出版了多部宣传画和连环画，并进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又相继进入徐州市文化局创作组、徐州国画院工作。在那期间，他又努力学习国画、书法，无数次进行田野实地考察写生，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国画作品，多次参加诸如第六届全国美展等展览并获奖。

　　有了如此成就，从此走上艺术道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与水彩画家、壁画家漆德琰教授的偶遇，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与绘画的缘分划出了一条弧线，途经一座名为“建筑”的殿堂——在漆德琰教授的鼓励下，王其钧于1987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专业研究生，从事壁画设计研究。在这座殿堂里，他与中国民居研究结了缘，并从此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无法分割。

　　命运之神总是喜欢与王其钧开玩笑，他将王其钧“拐”上了建筑研究之路，又始终将他扣留在绘画艺术的空间之中；他督促王其钧追求事业而曾移居加拿大，又用加拿大狭窄的市场限制了他的发展。最终，王其钧于2003年返回了祖国，留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潜心绘画创作与研究。

　　从矿工，到画家，再到建筑研究学者，当戏剧般的人生在不同的舞台变幻时，王其钧得到的不仅仅是饱经风霜的面容，更是内心深处的宁静。“我愿意把我无时无刻不在暖阳照耀下的心情分享给他人，而不因我人生道路上曾经和现在的折磨而去劫持他人的灵魂。”在他平静无波的心湖深处，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睿智的人生哲学，更有对“美”的无尽追求。

　　建筑与绘画的婚姻

　　深入建筑理论研究，王其钧才发现原来建筑与绘画的内在联系是那么紧密，无怪乎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画家都做建筑设计。如果说漆德琰教授是王其钧踏上建筑理论研究之路的领路人，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白格勒教授则是他确定中国民居研究方向的指引者。

　　在他的工作室里，王其钧教授给我们讲述了他与白格勒的一段故事。他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研究生时，白格勒在那里当访问教授。他们经常一同出去走访察看民间建筑。当时重庆的临江门，在偶然到访的外国人眼中是令人震撼的存在：从山顶俯瞰下去，每个山弯里都布满了传统民居，宽阔的石阶曲曲折折地蜿蜒而下，两侧重重叠叠都是依山而筑的捆绑房、吊脚楼。石阶一直通到嘉陵江边，人们在码头上搬运了货物，用竹竿扛着，而后拾级而上，渐渐迎向来者。在白格勒看来，这里是最美的，全世界只有这样的地方最具中国特色，充满了淳朴的质感与历史的厚重。与之相比，那些用钢筋混凝土和玻璃铸成的现代化大楼简直“丑死了”。但是在重庆人看来，旧时临江门是“粪码头”，朽垮垮、黑压压一片，是贫民窟的扮相，最后全部拆除重建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格勒建议王其钧抓紧研究中国传统的民间建筑和民间文化，指出这应是当时“中国建筑史研究最有潜力的方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后很多传统的东西都会像旧时临江门一样“失踪”了。白格勒的指导，使王其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从起初仅仅把民居视作绘画的创作素材而转变成了专业研究中国民居。

　　王其钧对中国民居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恰好与当时流行的国外后现代主义寻找文脉、传统的建筑理论相契合。艺术功底对他研究中国民居帮助很大，同时，他也在这些研究理论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着绘画实践，创作了一大批绘画作品，并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谈论建筑与绘画关系的《壁画空间论》一文。

　　在他看来，建筑与绘画的最大区别在于，建筑是四维的，而绘画是二维的。四维的建筑是把一个固有的空间变得立体，使之具有更为广泛的延伸，它不但具有长、宽、高的属性，同时具有时间属性。例如卢浮宫，原本是一个固定大小的有限空间，但是当你按照指引开始逐一参观，会发现里面如同一个迷宫，你沿着楼梯上上下下，一层一层，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走向一个一个不同的空间。你要把它画到平面上并不复杂，但是当你深陷其中，就会被这个建筑里巨大的空间感迷惑住。这种加入了时间因素的空间，会让你感觉它实在宏伟得令人肃然起敬。因此，如何将四维空间注入二维平面，成了王其钧绘画的表现内容之一。

　　对中国古典建筑的热爱之情，使极富传统风情的民居在他的画作中获得了相当高的“出镜率”，王其钧说：“在我的作品中，皇家建筑、江南水乡、徽州民居、山西民居等，常以独立或背景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但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原景再现，在建筑结构上我力求准确，再通过重新设计组合，极力表现出建筑的灵性之光。”

　　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艺术融合

　　王其钧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读大学时是学工艺美术的，因此国画、西画、书法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徐州市国画院工作时，北京画院的周思聪先生，是他心目中最喜爱的画家之一。周思聪提出的“国画以书法为基础”的理论对他影响颇深。长期练习书法，使王其钧的国画以线条为骨骼，中锋行笔，追求的是与书法一般力透纸背的效果。

　　尽管对国画创作有着深厚的心得，但是王其钧并不打算在国画或者油画等单一绘画领域寻求发展，而是希望能够从视觉效果上不断寻求一种体现个人风格的模式。因为无论哪一种单一绘画方式在表现上都会有受限的地方。为了突破国画的水墨限制，他用油画颜料来描绘中国传统题材，甚至曾将抽象的书法符号融入其间，以追求另一种视觉效果。题材也不再像多年前那样固定，而是广而取之。“我的艺术观是不具有排他性的。只要是带着激情去创作的，无论油画还是国画，那只是最终采用的表现手段而已，我的画里时常可以见到二者交互的影子。”

　　在国外生活期间，他更是不断尝试用当时国内并不流行的丙烯画、丝网画、喷笔画、拼贴画的技巧来创作，慢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而长期使用钢笔加水彩绘制插图，并大量观看西方绘画原作的经历，促使王其钧重新开始思考绘画的创作方向。“我打算以我崇尚的古代文人画为基点，将国画以自己创立的‘新文人画风’的风格呈现，使自己回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中。我的油画也将从所谓的‘照相写实’风格向‘夸张写实’的风格，将中国文人画的夸张与省略运用到油画创作之中。过去写实味道的唯美画风在我的新作品里将会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浪漫简洁的写实风格。”

　　无论画风如何转变，在王其钧的艺术世界里，“中国文化根性”的表达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我创作的基本素材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本真，虽然外在的表现形式会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但其核心内涵都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如同我们现在虽然穿着西装，但是人还是中国人一样。”在国外生活期间，王其钧每年都要回国四五次，进行写生取材。对他来说，只有扎根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涌现，才会有更多“美”的体验流转其中。

　　在王其钧教授的作品里，鲜少有阴霾的主题，大部分的画作恢弘大气，色调温暖，时刻给人以心灵的激荡。他希望读者不仅能从视觉感官上享受到美，更能穿透画面，感受到画者内心深处的温暖与宁静。

　　王其钧教授答本刊记者问

　　《成功》：现在很多人在画国画的时候，融进了许多西洋画技法，是非常写实的，非常讲究各种构图以及光影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传统的东西会不会渐渐消失？

　　王其钧：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在思考，但是同时也在回避，因为它难以讨论出结论。国内的艺术理论家更多地都在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因为中国的美术史需要这些理论家不断地来增添完成。当代艺术你很难去评价好与不好，但是它很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容易被现代评论家所接受。

　　艺术史的发展，在社会真实发展中是有规律性的，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息息相关。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国绘画越来越具象，还是西洋绘画在中国越画越抽象，都是受其影响的结果。比如我的油画，我画了很多种风格，但是其中国画风格比较强的那些首先销售出去了，说明市场更喜欢这种东西。当中国的绘画元素有机地融合到油画里面去之后，就形成了浪漫、唯美的画风，给人感觉非常好。说白了，你的画好看别人就喜欢。其实绘画更重要的是给人传达一种信息，使人们想得到美的感受。

　　谈到国画到底应该怎么发展，这是永远讨论不出结论的问题。因为国画创作有几个限制是无法逾越的。首先就是用纸，一定要是宣纸或者绢布；其次是用墨作画，即便是青绿山水这种工笔重彩画，所用颜料也极少。诸如此类。这些因素既构成了国画的美，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画的突破。因此国画到底应该怎么发展，是传承还是创新，都只能由画家自己去挖掘体会。

　　《成功》：以您多年的研究与阅历，您如何评价中西现代艺术现状及绘画市场？

　　王其钧：西方艺术往往都与当时的政治有关。英国人写过一本书叫做《美术的阴谋》，就讲了美国当时如何利用支持前苏联当代艺术，来与前苏联政府作对。目前中国的艺术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是比较弱的，因此国家对待艺术的态度也比较宽容，艺术氛围相对自由。例如798习惯弄一些现代艺术，只要不是太出格的都能够容忍。总体而言艺术就是要百花齐放，你不能够去限制什么或者规定只能做什么，这样得到的结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由于工业发展的影响，绘画成本越来越低，西方的美术作品的购买群体已经从最初的皇家贵族、教会或者是富有的商人，转变为了普通大众，人人都能买得起。于是创作时间缩短、欠缺精致、价格低廉成为西方当代美术的普遍特点。西方仍有高级的美术作品，只是市场范围相当狭窄罢了。中国的绘画市场情况与西方完全不一样。过去经济不发达，绘画市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行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他们就如同当时西方的贵族，有了对美术的审美需求，喜欢画家花了很长时间创作的昂贵的作品，无论国画还是油画，至今这种市场都仍然十分广阔。所以中国的情况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成功》：您在加拿大生活了8年，回到国内后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对比出国前后的得失，您的感受如何？

　　王其钧：我出国是在拿到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之后。那时在这个领域已经小有成就。出国后从事绘画工作，发展不是十分理想。回来后就来到中央美院。到中央美院我是奔着建筑学院来的，但实质上我只在建筑学院工作了半年，就去担任中央美院与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合作办学项目主任，做了4年以后，又去了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应该说，现在是我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因为在这里工作，有不少同事在绘画实践方面都很有成就，这里有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能够充分发挥我之所长。

　　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我觉得相比之下可能还是“得”多了一点。因为对西方了解多了，才有机会担任与英国格拉斯哥美院合作办学项目主任，又因为这个职务的关系，与格拉斯哥美院产生了更多的往来，加深了对英国艺术教育体系的了解以及学生的教学情况，从而更好地指导我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人生的过程，完全随着环境而不断改变，从矿工到如今的身份，非常具有戏剧性。我的追求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又似乎没有特别激烈的时候，只看如何回忆这段历史了。

　　现在因为已经是加拿大国籍，虽然目前在国内生活，但退休以后肯定要回加拿大养老，正是因为可能以后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在国内生活，所以格外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过随时都可以拿旅游签证回国看看，住一住。生活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旅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