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厅堂的历史发展  
　　除了社会、习俗、文化等原因，民居建筑中厅堂的形成，与中国四合院这种居住建筑形式的发展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四合院民居中不同位置房间的不同功能区分，才逐渐演化、形成了厅堂。因为厅堂的历史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列维一斯特劳斯说过：“人类学也同语言学一样，结构的方法在于从不同的内容中发现不变的形式。而某些文艺评论家和文史学家却错误地认为，结构分析是在变化无常的形式背后寻找反复出现的内容。因此，正在形成某种双重误解：一方面是对实体与形式的关系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对完全不同的概念之间关系的误解，诸如反复性与不变性的概念，前者导致偶然性，而后者则涉及必然性。”①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这项结论相当重要，当然也适用于建筑的历史。中国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是目前建筑历史界比较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②四合院的实质是“前堂后室”的平面布局与合院式的空间体系。③
　　“前堂后室”的平面布局形式，最早见于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早在本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铲河以东的位置发现了半坡村遗址，这是一处属于仰韶文化的原始民族聚落。在这个遗址居住区内有一座百余平方米的方形“大房子”，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F1室。经考证认为：F1室西部是三个相互分割的小室，各小室都面向一个较大的房间。杨鸿勋先生在《建筑考古学论文集》中评述F1室内各个空间的功能时说：“前部大空间可能是聚会或举行仪式的场所，后部三个小空间是社会最受尊重的老外祖母或另外的氏族首领的住所。”④由此可见，F1室非常有可能是一座居住与公共性活动兼用的建筑，后部的三个小空间具有卧室的性质，而室内的大空间则具有厅堂的功能。由此推测，“前堂后室”这种居住的形式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原始氏族聚落。
　　在以后中国居住建筑形式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前堂后室”这种模式的延续线。《考古》杂志1974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遗址的续掘简报，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得知，合院式的空间体系在商代就已出现。该遗址中的富室座落在东西108m、南北100m的夯土台上。台北有一座八开间的殿堂，周围有回廊环线，南面是大门，门两侧有两个房，门前4m处有版筑影壁的遗址。尽管堂室尚未脱开，但厅堂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西周时期的四合院居住形式已趋于成熟，因为它具备了三点特征，即：型制的规范、系统的稳定、个性的鲜明。这是成熟化建筑普遍具备的特征。规范的形制是指西周时期的礼制对民居的造型、平面关系、房间大小的严格限定。系统的稳定是指西周时期四合院不仅已经自成体系，而且对后世居住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性的鲜明，是指中国的四合院自西周起，就采用中国独有的结构体系及由单体的组合构成院落群体的关系。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对《尔雅》、庄氏《周官指掌》、焦氏《仪礼讲习录》中有关西周时期四合院的史料进行了综述：
　　“凡民居，必有内室五所，室方一丈，所谓环堵之室也。东西室为库藏之室，中三室为夫妇所居之室。中一室有门向南，中三室前为庭院，院之东西各一室，东室西向，西室东向，谓之侧室，为妾妇所居室。又前二步为外室，则正寝也，亦并列五室，中三室为男子所居之室，中谓大室，东为东夹室，西为西夹室，皆房也。东夹之东，为藏祖考衣冠、神主之室，西夹之室，为五祀神主之室。中室之北为捆，自捆而东，下阶而北，即内室前之庭院也，谓之日背．中室之东为牖，西为户。户牖之间，内为中溜，外为堂。堂方二步，东西有墉。堂下两阶，各高一级，阶下有门，谓之中门。中门之外之门谓之外门，自中门至外门，其上有屋，其东西各为一室。东为厨灶之室，西为子第肆业之所，或为宾馆，即塾之类也。凡室有穴，如圭形，以达气，或谓之日窦，或谓之向。室之重层者日台，其狭而修曲者为楼，由大夫以上则有阁。阁者，置板于寝，以庋食为者也。由士以上，寝门之内均有碑，树石为之，所以蔽外内也。”⑤
　　在柳诒征的描述中，提到了“堂”，并说堂方二步，东西有墉。堂下两阶，各高一级。记载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礼记·礼器》中有“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的记述。但这里提及的“堂”，乃郑玄注所云“堂形四方而高”的坛，是建筑物的台基。不过《考工记》的“周人明堂”，注曰：“明政教之堂”，就是指台基上的建筑物了。不论怎样，从这些记述中我们至少得知，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在建筑上已有了等级之分。而且堂是用来“明政教”的，刑禁谓政，礼义谓教。在崇尚宗法的中国，堂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见。
　　陕西岐山风雏遗址是西周时期最其代表性的建筑遗址。该建筑是否为居住建筑，目前尚有某些学者存疑。但史料中所记录的西周住宅制度与该遗址的形式大致相符，这是一种早期中国四合院的格局，由两进院落组成的这组建筑，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影壁、大门、前堂、穿廊、后室。院落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及檐廊，大门两侧是东西塾。由于遗址及史料之缺乏，我们不能完全连接历史上居住建筑的发展脉落。从已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明器陶屋等文物中我们可对当时的四合院描述出大致印象：这种四合院的形式有些和殷商宫室相仿，庑廊围合院落空间是多被采用的形式。中小型住宅平面多为口字形、日字形、曲尺形，并均以墙垣构成院落，墙垣内侧为庑廊。大型住宅以四川成都出土的画像砖中的居住最为典型。该宅平面呈田字形，四周庑廊环绕，右侧院落沿轴线门、堂、寝依次排列。殷商时期的庑廊式庭院已在这里演变成了多层次、多院落的居住空间。贵族的大型宅弟，院内以前堂为其主要建筑。堂后以墙、门分隔内外，门内有居住的房屋，但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饮食歌乐的后堂的。这种布局应自春秋时代的前堂后室扩展而成。⑥
　　关于“堂”在文献中多有出现。《诗·国风·唐风：》：“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前后三句，首句均为“蟋蟀在堂”，这说明“堂”是住宅中常见的建筑。《论语·先进》： “由（仲由，即子路）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前堂后室，以室为深奥。升堂比喻刚刚入门，入室比喻更高境界。《汉书·晁错传》中有“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的说法，一间堂屋、两间内室成为“徙远方以实广虚”的标准住房。古时堂、殿上下通称，唐以后始帝王所居不称堂，臣民所居不称殿。堂上为父母所居的正房，堂上已成为父母的代称。正房的前面为“客前”，《宋书·符瑞志》（下）有：“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虚馆堂前有黄气，状如宝盖”的记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宾客集》二四《乌衣巷》)就是用“堂前”指官僚宅弟。正屋称为“堂屋”，最早见于晋代。⑦以及人们常说：“入门先升堂，升堂而后入室。”这里的堂就是指正房，古代富室，前为堂，后为室。但以后人们称堂屋时，往往仅指正房居中的一间。堂还用来象征主人，“堂高廉远”就是比喻尊卑有定规。廉指厅堂的侧边。“入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执然也”。⑧这里是堂作比喻，但反思可知，堂位置之重要，“夫堂高级远，主尊相贵。”⑨后来，人们用“高堂”表示对双亲的敬称。        
　　厅，民间称为堂屋，古代作“听”。私宅的堂屋也叫做“听事”。魏晋以来在“听”上加“广”作“厅”。《魏书·夏侯道迁传：》上记载：“忽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来至其家，直上厅事，与其父坐，屏人密语．”（魏书·夏侯道迁传·附夏侯夹）“听事”后简称为“厅”。《郑州刺史东厅壁记：》：“古诸侯之居，公私皆日寝，其他室日便坐。今凡视事之所皆日厅，其他室以辨方为称。”（唐·刘禹锡·刘梦得集·二六）。随着社会的进程又演绎出会客、宴会、行礼所用房间的含义。
　　两宋时期的住宅建筑，根据现在学者分析，常使用工字型平面的前堂后室。清华大学陈志华、楼庆西教授在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中游一带调查民居时，发现当地的住宅如同宋代的大式大木建筑，也有屋面的举折、两端的生起和柱子的侧脚，这种民居厅堂“柱高不逾间之广”，造型稳重端庄。明清时期的住宅建筑是向等级严格的方向发展。《明史·舆服志》（四）（室屋制度）中说：“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画。”清朝也有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三间、五间为最常见的厅堂正房间数，除王公贵族或特别显赫者外，一般不用七间正房。
　　因古代有关住宅的文献保留很少，我们可以从计成的《园冶》一书中参见一些有关厅堂的论述，了解明代江南一带工程的做法。《园冶》中提出，“厅堂立基，古以五间三间为率（厅堂基）”。“凡屋以七架为率（列架式）”。“凡厅堂中一间宜大，傍间宜小，”不可匀造（地图式）。中国传统营造，横向两柱之间称“间”，纵向檩梁之数称“架”。这就是说，古代厅堂三间、五间为标准开间，七架檩梁即六椽屋为标准开深。而厅堂的布置，以中央一间宽于两侧次间为适宜。李诫的《营造法式》中谈到：“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即材广。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材之分为制度焉。厅堂也以材的大小为度量。材分八等，一等材、二等材一般厅堂不用；三等材也只有少数七间大堂才用；四等材、五等材分别使用于较大的五间厅堂、三间厅堂上；六等以下的，仅用于小厅堂或亭榭上。《营造法式》载厅堂自四架椽至十架椽，共分四类十八种：四架椽四种，六架椽三种，八架椽六种，十架椽五种。关于厅堂的结构，《营造法原》一书中“厅堂总论”、“厅堂升楼木架配料之例”两个章节予以直接描述。在其第五章“厅堂总论”的开头处，姚承祖说：“厅堂可就其内四界构造用料之不同，称用扁方料者日厅，圆料者日堂，俗称圆堂”。邹官伍、路秉杰认为：这种区分只通行于匠人之间，并未为社会普遍认可。⑩《营造法原》还就厅堂的贴式（构架）构造之不同，将厅堂分为下列数式：一、扁作厅；二、圆堂；三、贡式厅，四、船厅回顶；五、卷蓬；六、鸳鸯厅；七、花篮厅；八、满轩。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厅堂发展到清代，已经形式丰富，有其共性，又视其各地各宅之不同而各具个性，可谓多姿多彩。
　　蒙德里安在1941年写道：“我们不应忘记生活，它不断成长，不受时间与空间约束，它在破坏和建设中创造。古代的伟大艺术对于现代人来说多少有些晦涩费解，即使并不那以朦胧和悲怆时依然如此……。一般来说，一切往事都象黑暗一样令人感到压抑。往昔有一种专横的影响，使人很难摆脱。困难的是我们自身总带有某些过去的东西”。11现在，民间的建筑材料已经大大改变，砖混结构的建筑已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所流行，但相当多的民居仍然保持厅堂这一空间，这与中国人的民族习性不无关系。从中国文学、哲学所表现的特性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习性的倾向。中国的文学、哲学都与情感的因素相关，自古代，中国就选择了情感的路线而拒绝向纯理性方向的发展，喜欢用具体与类比的推理方式，而缺乏逻辑的系统思想。按照项退结的观点，中国人重诗的情境，情趣所由来及整体的感觉，不必逐字全部述说，以中国人惯用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心理联想为主，统摄全部的意义，不似西方人要求语法完整的完整句子。12中国哲学家也都直接在人的情绪中发生作用，在伦理与善的领域中求发展，13中国文字一开始以象形作发展，用一个单音、一个字表示一个意义，是实物的代表，如人日常所看到的实物是整个的领会，是一瞬间的不加分析，读中国字也就是这样，不像英语那样以词尾的变化决定其词性。14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不太注意追求客观真理，一向追求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办法，尤其致力于每个人自身的修养，也就是伦理道德与艺术的修养。15文人的许多著作并不纯粹以知识为目的，而是要通过人的情感对人生直接发生作用。这种以情感为主的倾向，使中国文化精神走向重全体之普遍性。而恒以人格之概念为第一，重融会贯通于一统，较不重视以概念分析辨证其类别的价值与意义。16
　　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为联接的体系说明了社会政治也发展成一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系。从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起源互相对照，可以知道古代中国，以礼教社会秩序为根基，不需要民主文化的逻辑讨论方式。重群体，不重个人的表征。由于这种民族性发展的倾向，采用了厅堂作为民居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空间。厅堂的各项功能，是适应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节与团体生活形式发展而设定的，是约束个人而成就团体秩序的适应。总之，民居厅堂的历史发展说明，建筑形式的发展最终仍没有摆脱文化传统的制约。民居厅堂的衰落将在中国文化的逐渐演变之中而渐渐发生。
　　注。
　　①见[意]曼弗霄多·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至153页。
　　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8页
　　③见陆翔、王其明著《北京四合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④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⑤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杜．1988年版，第156页。
　　⑥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⑦晋·干宝《搜神记》三：“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⑧《汉书·贾谊传》
　　⑨《晋书·刘寔传》
　　⑩《中国厅堂》江南篇，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第1版，第11页
　　11彼·蒙德里安：“从艺术与生活的压抑中释放出来一，转引自莫里萨尼的书，第161页．见[意]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12项退结《中国民族性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
　　13同上，第49页
　　14同上，第38页
　　15同上，第45页
　　16同上，第81页
　　参考书目：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陆翔、王其明：《北京四合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明）计成原著、陈植注释，《园冶注释》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姚承祖原着《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厅堂》江南篇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